上学以后,我慢慢知道了一件事——每次要钱,都是一场仗。
不是和同学打,是和父母。不是真的打,是那种心里提着、嘴里咽着、手心冒汗的仗。
从小学开始,我就是班里最后缴学费的那一个。
老师念名单,念到谁交过了,谁没交,我的名字总是被留到最后一个。全班都看着,我坐在座位上,低着头,脸烧得通红。
放学回家,我磨磨蹭蹭地走到父母跟前,小声说:“学校要缴学费了。”
父亲头也不抬:“知道了,过几天。”
过几天,老师又催。我又回家说。父亲说:“急什么,又不是不给你。”
又过几天,老师说再不缴就搬着板凳回家拿钱。我真搬着板凳回家了。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抱着自己的小板凳,走在那条三里长的土路上。路上有同学看着我,有大人看着我,我低着头,不敢看任何人。
到家以后,我把板凳放在堂屋门口,站在那儿等着。母亲看见了,叹了口气,从柜子里翻出几张皱巴巴的钱,递给我:“拿着,赶紧去缴了,别再让人家催了。”
我接过钱,攥在手心里,一路跑回学校。钱被汗浸湿了,软塌塌的。
那种场景,每个学期都要上演一次。我后来熟练了,不等老师催,提前就开始跟父母说。但他们还是拖,还是等到老师说“搬着板凳回家”的那一步,才把钱给我。
我后来才明白,不是真的没钱。是他们不想给。
或者说,他们觉得为一个丫头片子缴学费,不值得那么痛快。
上了初中,我开始住校了。
住校要生活费。每周回家拿一次。
每次要生活费,我都要在心里打好几遍草稿,想好怎么说,什么时候说,在什么场合说。不能在父亲干活的时候说,他会烦。不能在吃饭的时候说,他会摔筷子。最好在母亲心情不错的时候,单独跟她说。
但不管怎么挑时候,结果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