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二妮。
这个名字,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标签。不是“宝贝”,不是“心肝”,只是一个序号——在儿子没有到来之前,一个临时的、将就的、聊胜于无的代号。
这些事不是我亲身记得的。是我伯母告诉我的。
伯母是我父亲的大嫂,嫁进这个家比我母亲早几年。她是个爱说话的人,嘴碎,但心眼不坏。我小时候,她常常一边纳鞋底一边跟我说些家长里短的旧事。说的时候,语气里带着一种过来人的唏嘘,好像在说:“你呀,就是这么来的。”
她说这话的那天,阳光很好,她坐在门槛上,我蹲在她脚边玩石子。父亲在院子里修理锄头,母亲在灶房里洗碗。伯母的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让院子里的人都听见。但父亲没有吭声,母亲也没有从灶房里出来打断她。
沉默,就是默认。
伯母说的每一句话,他们都无法反驳。因为那就是事实。
一九九〇年,农历六月末。公历是七月。
伯母说,那年夏天热得邪乎。母亲怀着我,肚子大得吓人,双腿肿得像发面馒头,听说夜里翻个身都费劲。预产期过了好几天,还没有动静。她坐在院子里的槐树下,拿着蒲扇扇风,汗水还是顺着脖子往下淌。
父亲那几天格外焦躁。他时不时看母亲的肚子,嘴上不说,但伯母看得出来,他在等一个消息。
那个消息,是“男孩”。
伯母说,他甚至在心里已经把名字起好了,两个字,响亮,大气。跟村里其他男孩的名字排在一起,不输阵仗。他跟母亲念叨过好几次,每次说起来,眼睛都亮一下,好像已经看见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娃娃冲他笑。
母亲没有接话。她不是不想生儿子,她也想。在那个年代的农村,生不出儿子的女人,腰杆是直不起来的。但她心里隐隐觉得,这一胎,好像不太一样。怎么不一样,她也说不上来,就是女人的直觉。
七月初十的早晨,天刚蒙蒙亮,母亲的阵痛开始了。
接生的人是我奶奶。
在那个年代的农村,家家户户的女人都多少会些接生的本事。奶奶是我们那一带有名的能人。她信道,会驱鬼,会问事,方圆几十里谁家孩子受了惊、谁家撞了邪,都来找她。但她最拿手的,还是接生。六个孩子都是她自己生的,三男三女,一只手都数不过来。自己的儿媳妇生孩子,她自然是要上手的。
伯母说,奶奶一大早接到信儿,就匆匆赶来了。她挎着个蓝布包袱,里面装着剪刀、旧棉布、一捆稻草灰。进屋前问了一句:“烧上水了没?”
父亲说:“烧上了。”
他站在院子里,没有进去。这是规矩,男人不进产房。
太阳慢慢升起来,热气跟着往上蒸。院子里的老母鸡带着一群小鸡崽在墙根刨食,咯咯咯地叫。父亲蹲在屋檐下抽烟,一根接一根,烟蒂扔了一地。他时不时抬头看一眼那扇关着的木门,又低下头去。
屋里传来母亲压抑的喊声。一声,又一声,像从很深的井底传上来的。
奶奶在里面喊:“使劲!再使劲!看见头了!”
父亲掐灭了烟,站起来,又蹲下去。他的手在膝盖上反复搓,搓得掌心发红。
不知道过了多久,伯母说她一直在院子里帮忙打下手,跑进跑出地端热水,一声婴儿的啼哭从屋里传出来。
那嗓门,跟小喇叭似的,整个院子都听见了。
奶奶抱着一个脏兮兮的包袱,掀开门帘走出来。伯母说,奶奶脸上的表情很复杂,说不上是高兴还是不高兴,但嘴里已经先喊了出来:
“是个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