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初的巴黎开始热了。
杜伊勒里宫书房的窗户开了一整夜,窗帘被风吹得鼓一下瘪一下,天亮时仆人进来收拾,发现桌上有三只空咖啡杯、一张写满了字又被划掉大半的备忘录,还有半块被掰碎了没吃完的面包。林哲坐在桌前,面前摊着三样东西——左边是梅特涅临走前留下的那份草案副本,墨迹早干了,纸边被反复折叠磨出了毛边;中间是塔列朗拟的和谈代表团名单,三个人的名字后面跟了五个人的备选,每个人后面都注了履历和性格评估,字密得让人头疼;右边是新到的来自柏林的信,哈登贝格写的,字迹比上个月工整了不少,大概是抄内阁纪要抄多了顺便把书法也练了。
他说他叔叔首相大人最近胃口不好,吃不下饭,但昨天一听到奥地利要和谈的消息,当天晚上多喝了半碗汤。
普鲁士首相的胃,成了欧洲局势最灵敏的晴雨表。
林哲把名单合上,笔搁在一边。他走到窗前推开那扇被晨风吹得不停磕碰的窗户,往外看。这个时候太阳还不太刺眼,照在庭院的石板上,颜色像稀释过的蜂蜜。马车夫在院子里刷马,缰绳搭在肩膀上,马尾巴甩来甩去赶苍蝇。远处塞纳河上,安维尔号拖轮的烟囱正在往外吐第一缕白汽——锅炉刚点火,白汽还没烧开,湿漉漉的,被河风吹散后贴着水面漫成一片薄雾。
“陛下。”塔列朗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门口。他今天穿了件深灰色的外套,领巾系得比平时松,大概也是热得受不了。手杖换了根轻的——原来那根黑檀木杖头太沉,天热了硌手,“车已经备好了。去布尔诺要走六天,中间在斯特拉斯堡停一晚换马,过了莱茵河之后走斯图加特到慕尼黑再往东进摩拉维亚。一路上路况不算好,巴伐利亚那一段还在修路——陛下批的修路费还没到地方。”
“六天。”林哲重复这个数字,从窗前转过身来,靠着窗台,背光,整张脸在阴影里,“六天够英国人从伦敦到维也纳跑一个来回。”
“格雷回去之后,伦敦那边已经在加快动作了。富歇的人昨晚传来的消息——英国海军部加派了一艘快速联络舰去地中海,大概是给驻扎在直布罗陀的分舰队送指令。”塔列朗从袖子里抽出纸条,念完,又把纸条塞回去,动作和上个月一模一样,但他的袖口今天沾了一小点墨水渍,大概是出门前匆忙抄情报蹭的,“不是大动作,但也不是不动。”
“他们想吓唬谁?”
“意大利。”塔列朗用手杖在地图上点了一下那不勒斯的位置,手杖换轻了但点地图的力道没变轻,“英国人在地中海唯一能迅速动手的地方就是那不勒斯方向。皇家海军在那不勒斯湾常年保持一支分舰队,三艘风帆战列舰,两艘轻型护卫舰。如果约瑟夫殿下那边防务有漏洞——臣斗胆说一句——约瑟夫陛下当国王是好人,但练兵不是他强项。他的海防炮台去年预算被那不勒斯议会砍了一半,炮是旧炮,火药受潮率太高,岸炮连英国人的帆船桅杆都够不着。”
“让达武从意大利方面军抽三个营,不声张,分批往那不勒斯调。不要穿军装进城,不要让使馆的人看出来。就说是修路的劳工队。”林哲坐回椅子上,笔拿起来又放下,笔尖在纸上戳了一个墨点,“另外给约瑟夫写信,告诉他最近别在王宫里开宴会。英国人派探子最喜欢趁宴会混进去。去年巴登使馆那次招待会,富歇查出来至少七个人拿着假身份混在乐队里,其中一个坐在二楼包厢从头到尾画了使馆的平面图。”
塔列朗在袖口上记了两笔,然后抬起头,手杖很轻地在地毯上碾了一下。这个动作林哲见过太多次,每当他碾地毯就说明他要说一句不太好听的话。“陛下心里有个数。布尔诺这次,就算谈成了,英国也不会善罢甘休。格雷上次来巴黎是来抗议的,下次可能就不是抗议了。伦敦的辉格党和托利党在国内斗得你死我活,但只要涉及大陆均势,他们永远是一个鼻孔出气——三百年了,没变过。”
“我知道。”林哲把那份代表团名单重新翻开,在第三页的空白处写了几行字,字不大,但每一笔都压得很深,“所以他们抗议他们的,我们谈我们的。你跟我去布尔诺。巴黎这边让康巴塞雷斯代政,告诉他六天之内不用请示,小事他自己批,大事压着等我回来。另外——科学院那边,傅立叶要是从洛林回来了,让他先别急着去勒阿弗尔,在巴黎等十天。矿砂的事等我回来再定。”
马车出巴黎城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不张扬,两辆四轮马车加一辆行李车,没有仪仗队,没有骑兵护卫,只有十二个近卫军轻骑兵便装随行。林哲和塔列朗坐前面那辆,秘书和随行文员坐后面那辆。车帘拉了一半,阳光从缝里斜进来,在塔列朗的手杖上投下一道明晃晃的光,光带里能看到细微的灰尘在跳舞。
出城之后路两边开始出现麦田。五月初的麦子还没抽穗,绿油油的一片接一片,风一吹过整片田都在晃,晃得跟水波一样。几个农妇蹲在田埂上拔草,马车经过的时候她们抬头看了一眼,又低下去了。她们不知道车里坐的是皇帝。她们只看到两辆黑漆马车和几个穿便装骑马的人,还以为是哪个有钱商人出差。
“陛下想好布尔诺的开局怎么打了吗?”塔列朗把手杖靠在座位边上,掏出一只小银壶喝了一口水。他出门只喝水,不喝酒,也不喝咖啡——他说这两种东西会让他的脑子在谈判桌上慢半拍。林哲曾经问他喝什么能让脑子快,他说什么都不喝最快,干坐着等对手出错。
“让梅特涅先开,他不是爱算计吗。”林哲靠在车壁上,看着窗外往后倒的树。那些树不是一排一排的,是东一棵西一棵,有些歪着,有些被风刮断了枝,树皮上刻着不知道谁的名字缩写,被树汁泡胀了,字形已经模糊了,“他在谈判桌上的习惯是把最难讲的条件放在第二项。我们当年在坎波福尔米奥谈的时候他就这么干——第一项是无关紧要的边境小村归属,大家聊得很愉快,喝了两杯酒,觉得这次会谈很成功。第二项他直接把割地要求甩出来了。他想用最难的东西消耗我们的耐心,等我们被耗累了,后面几项他就要什么我们给什么。”
“陛下怎么应对?”
“第二项直接跳过。告诉他议程的第二项得再看一看,先讨论第三项里关于关税同盟过渡期和意大利中立保证的议题。第三项谈完再回到第一项。第一项谈完我们重新排议程顺序——就是不谈他说的那个第二项。”林哲说这话的时候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棋手在脑子里推完十步之后下意识的面部松弛,“打乱他的顺序。梅特涅这种人最大的弱点不是聪明——聪明人都有弱点。他最大的弱点是太爱算。算得太细的人,一旦顺序被打破,就会忍不住重新算一遍。重新算的时候,他的嘴会比脑子快。”
塔列朗把银壶收回去,塞进外套内侧口袋,扣上扣子。那个银壶很小,只有一个巴掌大,壶身刻了细密的花纹,是他在坎波福尔米奥和谈时从一个威尼斯商人手里买的。“梅特涅在维也纳有个外号,‘钟表匠’。他在外交部的办公室里摆了七座钟,每一座拨的时区都不一样——伦敦时间、巴黎时间、维也纳时间、圣彼得堡时间、君士坦丁堡时间、柏林时间,还有一座拨在罗马。他谈判的时候靠这些钟算对方的时差,判断对方什么时候会疲惫,什么时候会焦躁,什么时候会妥协。陛下打乱他的议程顺序,就等于把他七座钟的时间全拨乱了。”
“钟表匠没了钟就是个睁眼瞎。你知道是谁告诉我的吗?”
“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