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人呢?”
“没有。”
她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一下。和达武的习惯一模一样——不,是达武和她一模一样。科西嘉人的习惯,思考时敲桌面。不是巴黎人那种用指尖敲,是用指节,敲出低沉的一声。
“只有你有。”
“只有我有。”
“那他们会来抢。”
“会。”
“什么时候?”
“快了。”
她点了点头。不是“我懂了”的点头,是“果然如此”的点头。科西嘉寡妇的直觉——任何好东西都会被抢,唯一的区别是抢的人什么时候来。
“你父亲去世前,”她说,“最后一个月,一直在说话。说了一辈子的话加起来都没那一个月多。胃疼得睡不着,就说话。说科西嘉,说保利,说法国的国王,说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
“什么事?”
“他说他最后悔把科西嘉人的走路方式教给了你们。科西嘉人在山里走了一千年,低着头,脚跟先着地,随时准备爬坡。他说你们应该学巴黎人的走法。脚跟和脚掌同时落地,重心在中间,眼睛看前面,不是看脚下。”
她把视线从窗外收回来,看着他。
“你加冕那天,我看着你的后背,心想——他终于学会巴黎人的走法了。”
“那不是巴黎人的走法。”他说。
她等着。
“那是我的走法。”
她的眼皮动了一下。很细微的动作,像水面被风吹了一下。科西嘉母亲不追问。她们等。
“土伦的船,”他说,“会改变海战的规则。普鲁士会加入关税同盟。奥地利会坐下来谈。俄国太远,暂时管不到。英国会封锁,但他们封锁不住蒸汽机和铁路和统一的市场。”
她听着。
“父亲那一代人,低着头走路,因为路太陡了。科西嘉的山路,不低头会摔倒。”他停了一下。“我这一代人,可以抬头了。不是因为路不陡了。是因为我们有办法把路修平。”
母后看着他。她的眼睛在黑色的瞳孔和白色的眼白之间,有一种很慢的转动,像科西嘉山间的鹰在盘旋。
“你瘦了。”她说。
“母亲——”
“你每次想事情想太多,就会瘦。你父亲也是这样。胃疼之前瘦了十几斤,以为是累的,其实是癌。”
她站起来。个子不高,站得很直。科西嘉女人老了之后不会驼背,因为她们这辈子从没被任何东西压弯过。她把叠好的衬衣拿起来,拉开桌子的抽屉,放进去。抽屉里还有其他东西——几封信,一串念珠,一枚银质的结婚戒指。夏尔的戒指。她自己的那枚戴在手上。
关上抽屉。转过身。
“你不告诉我你在做什么。没关系。我是你的母亲,不需要知道。但有一件事你必须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