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学派的“科圣”墨子则说:“非半弗(左著右斤)则不动。说在端。”意为:倘若是不能分开的东西,使用什么方法都不能将其分开,那么这个东西便是“端”了。
两人分别从自身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就是原子论的雏形。
而我国古代还有一种有关物质构成的五行学说,学说把物体的构成分为金、木、水、火、土五类。战国时代五行学说得到长足发展,意义范围也随之扩大。
一种是五行相生说,即“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构成一个循环。
另一种是五行相克说,即“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如此也构成一个循环。
从“五行生克”演变而来的唯物哲学思想,至今仍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中医学、天文学、数学等科学领域运用极其广泛,思想渗透到数千年后。尤其是与之融合的“天干”“地支”学说,也影响颇广。
古代将物质的“理化特性”应用于破案的案例,于后世典籍之中也颇为常见。
如《北史·李惠传》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人有负盐负薪者,同释重担,息于树阴,二人将行,争一羊皮,各言藉背之物。惠遣争者出,顾州纲纪曰:‘此羊皮拷知主乎?’群下以为戏言,咸无应者。惠令人置羊皮席上,以杖击之,见少盐屑,曰:‘得其实矣。’使争者视之,负薪者乃服而就罪。”
意思如下:
有两人,一人背盐,一人背柴,他们同时放下东西,在树荫下休息。就在两人准备离开时,他俩因一块羊皮争吵起来,都称羊皮是自己的,于是报官。李惠听言让两人都出去,接着他对州里的主簿说:“拷打这块羊皮,问问它的主人是谁?”属下都以为是他的戏言,没有人应答。李惠就让人将羊皮放到席子上,用木杖敲打,发现从羊皮上落下少量颗粒,经品尝系盐粒,他便说:“找到真相了。”他让两个争执的人看,背柴的人当即服气认罪。
此案仅是其中一例而已,在古人的理化破案体系中,毒物检验往往最具代表性。
东汉思想家王充著有《论衡》一书,书中既有专门讨论毒物问题的篇章《言毒》,也有涉及毒物问题的《吉验》《雷虚》《道虚》《语增》《遭虎》《论死》《死伪》《订鬼》等篇章,举例如下。
《论衡·吉验》篇云:“之毒螫之野,禽虫不能伤。”毒螫为蝮蛇、虎狼之类的猛兽毒虫,该篇对有毒动物做了明确定义。
《论衡·语增》篇云:“魏公子无忌为长夜之饮,困毒而死。”这是用毒酒sharen的典型案例。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有使用鸩酒sharen的例子。
《论衡·死伪》篇云:“高皇帝以赵王如意为似我而欲立之,吕后恚恨,后鸩杀赵王。”这也是用毒酒sharen的案例。
《论衡·遭虎》篇云:“水中之毒,不及陵上;陵上之气,不入水中。各以所近,罹殃取祸。”所谓水中之毒、陵上之气,就是对毒物的地理分布及特征的描述。
该文献对汉代所见毒物通过认识、类型、机理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科学的阐述,又描述了下毒和解毒的方法。可以说,《论衡》为我国古代毒物学奠定了基础。
有了这个基础,古人定不会放弃研究。而且古人制造出的许多失传之物,都超乎今人的想象,尤其是麻沸散和蒙汗药这两种难解“毒物”的配方,至今仍是个谜。
“麻沸散”一名出自《后汉书·方术列传》。有人认为麻沸散与蒙汗药是两种存在一定关联又有着不少差异的神秘之药:共同之处是,它们都可以让人昏迷不醒;区别在于,使用麻沸散是为了治病救人,而使用蒙汗药则是为了让人昏迷不醒,方便行不法之事。
还有人认为,麻沸散中有洋金花,其有毒成分是东莨菪碱,可使人狂浪放荡、暴躁、愉快、不知疼痛;至于蒙汗药,更多人认为它是一种麻醉药,成分是曼陀罗。
古代的毒物记载归结起来,可分为四种。
第一种是植物毒,如:断肠草、番木鳖、夹竹桃、毒箭木、曼陀罗、阿芙蓉[4]、花蘑菇等。
第二种是动物毒,如:鸩毒、豚毒、蛇毒、蟹毒、蛙毒、昆虫毒等。
第三种是矿物毒,如:鹤顶红、金刚石、汞、铅、砷等。
第四种是气体毒,如:木炭不完全燃烧时产生的气体(一氧化碳)、从地下冒出的毒气(天然气)、腐败霉菌气等。
《洗冤集录》中关于各类毒物检验有翔实的记载。卷之四中的《服毒》一篇这样介绍:
凡服毒死者,尸口眼多开,面紫黯或青色,唇紫黑,手、足指甲俱青黯,口、眼、耳、鼻间有血出。
甚者,遍身黑肿,面作青黑色,唇卷发疱,舌缩或裂拆,烂肿微出,唇亦烂肿或裂拆,指甲尖黑,喉、腹胀作黑色、生疱,身或青斑,眼突,口、鼻、眼内出紫黑血,须发浮不堪洗。未死前须吐出恶物,或泻下黑血,谷道肿突,或大肠穿出。
有空腹服毒,惟腹肚青胀,而唇、指甲不青者;亦有食饱后服毒,惟唇、指甲青而腹肚不青者;又有腹脏虚弱老病之人,略服毒而便死,腹肚、口唇、指甲并不青者,却须参以他证。
该篇详细说明了鼠蟒、草毒、砒霜、蛇虫等多种毒物的中毒症状,以及中毒后该如何检验和解救,并阐述了空腹服毒、体弱多病者服毒以及将毒药放入死者口中伪装成中毒等几种情况下的尸表区别。
既然古人对毒物早有了解,那么该如何检验毒物,当然也有他们自己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