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个妮子!”
妮子。
这个词多轻啊。像一片落叶,风一吹就没了。不像“小子”,沉甸甸的,落地有声。
父亲没有伸手去接。
伯母说,她就站在旁边,看得真真切切。父亲听到“妮子”两个字的时候,脸上的光像被人掐灭了一样,瞬间暗了下去。
他没有伸手,甚至不肯低头多看襁褓里的我一眼,指节死死攥成拳头,插在深蓝色劳动布裤兜里,指骨泛出青白。僵持不过三秒,他猛地转身,大步冲进灶房。
“咚”厚重的木头案板承受了他全部失望,拳头撞击的闷响震得搪瓷碗微微震颤。灶膛里备好的柴火静静堆在角落,他没有生火,没有烧水,没有打算给刚生产的妻子煮一口热粥。
整个院子安静下来,只剩下蝉鸣和我的啼哭。阳光斜斜落在门槛上,把奶奶和我投成一道单薄、不被期待的影子。
母亲躺在潮湿褥子上,浑身脱力,听见灶房死寂,听见父亲决绝的脚步声,只是默默抬起胳膊,朝门口伸出手。她知道,这个刚出生的女儿,从落地这一刻起,就成了全家多余的负担。
多年后伯母复述这段往事时,我总能凭空闻到那年夏天燥热的黄土味、灶间冷掉的草木灰气息,读懂父亲转身那一刻复杂的心理:他不是纯粹的恶毒,只是被整个村庄刻进骨子里的重男观念捆住,我的女性身份,击碎了他全部人生期盼。这份失望,最终全部变成落在我身上漫长的冷遇。
“白白胖胖的,”伯母后来描述,“手大,脚也大,圆头圆脑的,模样像个小子。”
母亲用手指轻轻碰了碰我的脸颊。我不知道她那一刻在想什么。是“可惜不是个男孩”?还是“像男孩也好,说不定能当半个儿子养”?
伯母说,母亲看了我很久,没有说话。
我那时候大概还不知道,这个世界的欢迎仪式,就是这样。一个没有早饭的早晨,和一个转身离去的背影。而我这张“像男孩”的脸,不过是这场失望中,一个更加讽刺的注脚。
父亲不只是转身离去那么简单。
伯母说,母亲生下我没几天,父亲就收拾了几件衣服,背着那个灰色的蛇皮袋,外出打工了。
他说是出去挣钱。
但伯母说,谁不知道呢?他是气不过,是不想看到我。一个小妮子,不值得他留在家里。他把刚生完孩子的妻子,和一个刚出生的女儿,还有一个不到三岁的大女儿,扔在家里,自己走了。
这算什么?
这算惩罚。
惩罚母亲没有生出儿子,惩罚我生成了女儿。
母亲一个人坐月子,一个人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没有人帮她。奶奶要忙自己家的事,偶尔过来看一眼,放下几个鸡蛋就走了。父亲走了,家里连个烧水的人都没有。
伯母说,她去看过母亲几次。母亲躺在床上,脸色蜡黄,身边睡着小的,脚边坐着大的。灶台是凉的,水桶是半空的,换下来的尿布堆在盆里,没人洗。
“你妈那时候,真是受了大罪了。”伯母说这话的时候,叹了口气。
两个月后,父亲回来了。
不是因为想家,不是因为心疼妻子。是因为母亲的身体不行了。月子没坐好,奶水不够,腰疼得直不起来,整个人瘦得脱了相。伯母说,父亲回来那天,看到母亲的样子,大概也有些过意不去,但嘴上什么都没说。
父亲回来后,和母亲商量了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