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挑了一件——黄色的上衣,领口和袖口绣着小红花,很亮眼。又配了一条同色的裤子。她让我试一试。
我穿上那身衣服,对着摊主挂在架子上的小镜子照了照。镜子里的小姑娘,穿着崭新的黄衣服,整个人都亮堂起来了。那黄是那种明亮的黄,像春天刚开的迎春花。小红花点缀在上面,衬得脸都白了。
“好看!”摊主在旁边说,“这丫头穿上可真俊。”
我摸了摸袖子,又摸了摸衣襟,布料滑溜溜的,不是平时穿的那种粗布,是那种叫“的确良”的料子,手摸上去凉凉的、软软的。我舍不得脱下来。
母亲付了钱,把新衣服叠好,装进袋子里。我拎着袋子,一路走一路忍不住摸里面的衣服。
那天晚上,我把新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枕头边上,摸了又摸,看了又看,才舍得闭上眼睛睡觉。
但是没过几天,母亲说了一句话,我的高兴一下子没了。
她说:“那件黄裤子,给你弟弟穿吧。”
我愣住了。
“为什么?”我问,“那是我的。”
“你弟弟没有裤子穿,”母亲说,“那裤子男女都能穿,给他穿正好。”
“可是那是买给我的,”我说,“我得了三好学生,你们说了谁得奖状给谁买。”
母亲没有看我,手里忙着别的活,声音淡淡的:“你是姐姐,让着弟弟点。”
我说不出话。
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在这个家里,“让着弟弟”是一道永远不需要解释的命令。
后来,那条黄裤子确实给了弟弟。
母亲还给姐姐买了一件红色的褂子。姐姐也没有得奖状,但她不用争,就有一件新褂子穿。
我穿着那件黄色上衣,下面配的是一条旧裤子。裤腿短了一截,露着脚踝,还是别人给的那种,膝盖上有一块洗不掉的油渍。
过年那天,弟弟穿着新裤子,姐姐穿着红褂子,我穿着一半新一半旧的衣服,跟着他们一起去拜年。
路过别人家门口的时候,有个邻居家的婶子说:“吆,二妮穿新衣服了?”
我笑了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从那天起,我心里明白了一件事——在他们那里,承诺是可以不算数的。我拼命争取来的东西,在弟弟那里,只是一句话的事。
不是因为我不够好。是因为我拿到的,不是我该拿的。
我以为那件新衣服是我考来的。其实不是。
它是被施舍的,然后又被拿走了。
后来我再也没有为了新衣服拼命学习过。不是不想要了,是不敢信了。
母亲衣柜里堆着一摞拼满碎花补丁的旧衣裳,是她少女时穿的,传到大姐身上,再轮给我。整件衣服碎布拼接,领口袖口层层打补丁,一年四季裹在身上。过年我好不容易换来一身黄新衣,裤子转眼就被送给弟弟,我依旧只能套着这件满是补丁的裤子站在人群里。一件反复传递的旧花布,就是我们母女两代女孩的宿命:所有好东西,天生要优先让给家里的男孩。
后来我长大了,有了自己的钱,给自己买了很多新衣服。红色的、蓝色的、花的,想买什么买什么。衣柜里挂得满满当当,有些买回来一次都没穿过,就挂在那边,看着也高兴。
可那一年冬天,那件黄色的上衣,那条被拿走黄裤子,我到现在都记得。
记得那种高兴,也记得那种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