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特使到的那个下午,巴黎终于放晴了。
不是那种云开日出的响晴,是冬末特有的、薄薄的晴。太阳像一块磨薄了的银币挂在天上,光很亮但不暖,照在杜伊勒里宫庭院的石板地上,把残雪晒成一层硬壳,踩上去嚓嚓响。
彼得·彼得罗维奇·多尔戈鲁科夫公爵在三点差五分的时候走进候见厅。他比林哲想象中年轻,不到三十岁,肩膀很宽,脖子却细,深蓝色的军礼服熨得一丝不苟,但领口那圈金线绣花已经被洗得有些发白了。俄国驻巴黎使馆的经费一向紧,公爵大概是自己掏钱置的装。
“陛下在书房等您。”侍从接过他的大衣。
多尔戈鲁科夫进门的时候,林哲没有坐在桌后。他站在壁炉前,手里端着一杯没怎么喝的咖啡,另一只手指尖捏着一页纸——富歇两个小时前送来的那份英国特使行程报告。他是故意拿着它的。
“公爵,请坐。”
多尔戈鲁科夫在壁炉另一侧的扶手椅上坐下。坐下去的动作很标准,脊背挺直,膝盖并拢,两手放在膝盖上。但他坐下之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开口寒暄,而是扫了一眼书房里的摆设。书架、地图、桌上的文件堆、窗台上的气压计。他的目光每扫过一样东西,就在心里记一笔。这个人是懂情报的。
“陛下召见我,”多尔戈鲁科夫开口了,法语说得很流利,只有一点点斯拉夫语的口音,在词尾的辅音上多停留了半拍,“是关于目前欧洲的局势?”
“不急。”林哲在他对面坐下,把咖啡杯放在小圆桌上。杯底碰到瓷盘发出一声轻响。“喝茶还是咖啡?”
“茶,谢谢。”
茶具是现成的。约瑟芬上个月换了一套塞夫勒瓷,白底描金,茶杯薄得能透光。林哲亲自倒了两杯,一杯推到多尔戈鲁科夫面前,一杯留给自己——尽管他手边已经有一杯凉透的咖啡。这不是款待,是节奏。倒茶这段时间里,谁都不能谈正事。
多尔戈鲁科夫端起茶杯抿了一口,放下,手指在杯沿上轻轻转了一圈。
“陛下,请允许我开门见山。”他放下了外交辞令的开场白,直接从怀中取出一封用蓝丝带扎着的信函,“沙皇亚历山大陛下委托我转达他的亲笔信。”
林哲接过信函,没急着拆。蓝丝带的扎法很讲究,是双环结,圣彼得堡宫廷流行的样式。火漆上压的是罗曼诺夫王朝的双头鹰纹章,边缘有些磨损——信在路上走了很久。
“什么时候写的?”
十二月二十八日。格里高利历。俄历的话是十二月十六。”
两个月。从圣彼得堡到巴黎的信使最快也要走三周。十二月二十八日写完,一月底才送到巴黎手里,中间这段时间亚历山大大概又在圣彼得堡的冬宫里反复权衡了无数次。
林哲拆开火漆。
亚历山大的法文写得很好,字迹修长秀气,和他那个粗壮的身材完全对不上。信的内容很标准:问候,祝福,回顾俄法两国自提尔西特以来的友谊——不对。
林哲的目光停住了。
亚历山大在信的第四段写道:“……听闻法兰西军队在莱茵河左岸的新近调动,朕深表关注。朕理解皇帝陛下有保卫边境之必要,但普鲁士国王近来的忧虑,朕亦不能视而不见。朕建议两国共同寻求一种能兼顾各方安全的安排,以避免欧洲大陆再度陷入兵连祸结的境地。”
措辞很温和。但关键不是措辞,是“普鲁士国王近来的忧虑”这个词组。亚历山大在替普鲁士说话,而普鲁士增兵三万这件事是十二月中旬才做出的决定。十二月中旬,差不多就是恰尔托雷斯基上密折、亚历山大批了一个“可”字的时间。也就是说,亚历山大这封信很可能在和恰尔托雷斯基讨论包围法国之后不到两周就写成了,但他还是在信里写“朕建议共同寻求一种能兼顾各方安全的安排”。
林哲突然意识到一件事。亚历山大并没有那么想打仗。
他当然想了。他想在欧洲地图上刻上自己的名字。但他同时又怕。他的将军们不想打,他的军需官告诉他只有六周的粮食,英国人的补贴还没到账,普鲁士人在骑墙,奥地利人在犹豫。沙皇的密折上批了“可”,但这不意味着他第二天就决定倾举国之力冲锋。“可”的意思也可能是“先这么办着,看看法国人什么反应”。
“沙皇陛下的信里,”林哲把信放在膝盖上,抬起头看着多尔戈鲁科夫,“提到愿意共同寻求一种安排。公爵能从私人的角度告诉我,沙皇陛下心里想的安排是什么样的吗?”
多尔戈鲁科夫的手指在茶杯沿上停住了。
这个问题不好答。如果他说实话,可能泄露沙皇的底线;如果他说套话,对面这个人显然不吃套话。他在巴黎待了一年半,目睹了加冕礼前后这两个月的变化。面前这个拿破仑·波拿巴,已经不是一年前那个在战场上咆哮的科西嘉疯子了。他会问问题,会等人回答,会给你倒茶。
“沙皇陛下想要的,”多尔戈鲁科夫斟酌着每一个词,“是波兰问题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