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叫让·博丹的年轻士兵会在其中某一支队伍里。他还不知道自己被调到了总参谋部。他还不知道今天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皇帝面前报出自己的名字。
林哲把手指按在窗玻璃上。玻璃冰凉,指尖按出一个椭圆形的雾气印记。
“让·博丹。”他用中文念了一遍这个名字。
然后又用法语念了一遍。
两种语言从同一张嘴里出来,间隔不过一次呼吸。像两个灵魂在同一个身体里轮流掌舵。
门被敲响了。
“陛下,各团团长已经在路上了。预计两小时后全部到达。”
他转过身,背对窗户,面朝书房的门。
“让他们等着。”
门外沉默了一瞬。“陛下?”
“我说让他们等着。”
脚步声远去。
他坐回书桌前,拿起鹅毛笔,铺开一张新的信纸。笔尖悬在纸面上方,停顿了很长时间。
最后他落笔了。不是中文,是法文。写得很慢,像一个正在学习写字的人。
“阅兵式。1804年12月2日。三千人。熊皮帽。炮管上的凹陷。”
他停了一下。
“让·博丹。勃艮第。第戎的葡萄酒。”
又停了一下。
“缪拉。那不勒斯。六颗子弹。”
笔尖在“六颗子弹”下面画了一道线。墨迹洇开,像一条细长的阴影。
他把信纸折好,没有烧掉。折成一个小方块,塞进制服内袋,贴着胸口。
两个小时后,各团团长会在杜伊勒里宫等他。那些人是帝国军队的骨架,是跟着这具身体从土伦打到意大利、从埃及打到奥斯特里茨的人。他们会用审视的目光看他,用他们记得的那个拿破仑的标准来衡量他。
他需要在那之前搞清楚一件事:这具身体记得多少东西,以及,怎么用。
窗外的天色暗下来了。巴黎的十二月,下午四点就开始入夜。校场已经空了,只剩几处积水反射着灰蒙蒙的暮光。更远处,塞纳河像一条暗淡的铅带,穿过这座他刚继承的城市。
他从地图上拔起一根蓝色大头针,插回原处。又拔起来,插回去。针尖在纸面上留下细小的孔洞,连起来像某种只有他自己看得懂的标记。
林哲,三十五岁,历史学博士,三天前还在北京写论文。
拿破仑·波拿巴,三十五岁,法兰西皇帝,刚刚完成了他加冕日的第一场阅兵。
两个人用同一双手,在同一张地图上,插下了同一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