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天色开始暗了。冬天的巴黎,下午四点就入夜。花园里的秃树变成了剪影,枝丫伸向灰紫色的天空,像血管。
“我不会三十八岁死。”他说。
她没有回答。科西嘉母亲不接这种话。她们接过太多没有兑现的承诺,从丈夫那里,从兄弟那里,从儿子那里。岛上的男人出海,答应回来,然后海把他们留下了。她们学会了一件事——不听承诺。看。
她从桌上拿起那尊木雕圣母像。手掌大小,木头被磨得发亮,圣母的脸已经模糊了,只能看出颧骨和下颌的轮廓。她把它递过来。
“拿着。”
“母亲,这是父亲的——”
“你父亲从科西嘉带到比萨,从比萨带到巴黎。他死的时候,手里握着它。”她把圣母像塞进他手里。木头是温的,被她的体温焐了太久。“我不需要它了。你父亲已经死了三十九年。我记住他了。”
他握住那尊圣母像。木头很轻,很旧,表面有一道细长的裂纹,从圣母的额头一直延伸到下颌。不是摔的,是木头自己裂的。科西嘉的橄榄木,离开岛之后在巴黎的干燥空气里,自己裂开了。
“走吧。”母后说。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时,她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拿破仑。”
他停下来。
“你的走法变了。但你的后背没变。”她停了一下。“我还能认出来。”
他没有回头。
走廊里的烛台已经点燃了。金色的光照在大理石地板上,棋盘格的黑白对比比白天更分明。他穿过走廊,经过约瑟芬的套房门。门还是关着的。小客厅里透出灯光,有人在弹竖琴。不是约瑟芬——她不会弹竖琴。是她的侍女。
他走回书房,关上门。
手里的圣母像还温着。他把它放在桌上,和地图放在一起。大头针插在巴黎、里昂、马赛、土伦、美因茨、米兰。蓝色的,绿色的,灰色的,白色的。他拿起那尊圣母像,翻过来。底部刻着一行极小的字,被磨得几乎看不清。
“夏尔·波拿巴1764”
1764年。拿破仑出生前五年。夏尔·波拿巴二十二岁,刚从比萨大学拿到法律学位,回到科西嘉,准备娶莱蒂齐娅·拉莫利诺。那一年他在阿雅克肖的石匠那里买了这尊圣母像。他不知道以后会怎样。他不知道妻子会为他生八个孩子,不知道最小的儿子会成为皇帝,不知道自己会在三十八岁死于胃癌。他只知道他要结婚了。他买了一尊圣母像。
他把圣母像放回桌上。从内袋里拿出那叠信纸,展开。
“母亲,衬衣,父亲的圣母像。1764。”
笔停了。
又加了一句。
“她看我的后背,看了三十五年。”
把信纸折好,放回去。
窗外,巴黎沉进暮色里。圣母院的钟敲了四下。母后在西翼的房间里,抽屉里放着夏尔的衬衣,叠得整整齐齐,扣子缝好了。她坐在窗边,看着同一片暮色。科西嘉母亲,六十三岁,八个孩子全部活着,一个成了皇帝。她穿着黑裙子,双手空着。她把圣母像给了儿子。
钟声停了。他拔起一根大头针,在指间转了一圈,蓝色的,土伦的方向。
插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