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车是凌晨四点出发的。康斯坦把日程重新排过,将接下来三天的会见全部推掉。推掉的借口由富歇负责编造——警务部长在这类事情上的创造力远超他审讯犯人时的想象力。最后定下来的说法是:皇帝陛下需要短暂休整,前往枫丹白露狩猎。枫丹白露在巴黎东南,土伦在正南。方向大致不差,足够让各国使节的情报系统在头两天里找错方向。
他在马车里断断续续地睡着。这具身体在马车上睡觉的本事是在意大利练出来的——山路颠簸,炮弹坑,骡马的尸臭,士兵的鼾声和伤员的呻吟,什么环境都能睡。因为不睡就意味着下一场战役开始时你是困的,困的将军会犯错犯错的代价是人命。
车窗外,法国的腹地在十二月的薄雾里往后退。收割过的麦田,光秃秃的葡萄藤架子,偶尔一座村庄,石头房子挤在一起,屋顶的瓦片是褪色的赭红色,像大地长出来的苔藓。烟囱冒着烟,直直地升上去,在低空被风吹散。有孩子在路边放羊,羊群的毛是灰白色的,和天空的颜色差不多。马车经过时,孩子抬起头看了一眼,然后继续低下头走路。一辆没有纹章的马车,不值得多看。
他在第戎换马。驿站的马夫认出了随行的近卫军军官,手里的马刷掉在地上。他没有下车。康斯坦端着一杯热葡萄酒上来,他接过来喝了一口。第戎的葡萄酒,用香料和蜂蜜煮过,烫着舌尖。他想起加冕日那天在校场上问那个年轻士兵——让·博丹,勃艮第人,第戎以北一个村子的酿酒师之子。他现在应该已经到总参谋部报到了。不知道他有没有给自己的父亲写信,说他在校场上被皇帝问了两句话,然后人生就拐了一个弯。
马车继续往南。过了里昂之后,天色开始变暖。不是温度的暖——十二月的南方一样冷——是光线的暖。普罗旺斯的阳光和巴黎不一样,更稠,更黄,像在空气里溶进了橄榄油。路边的树从橡树变成了柏树,再变成了橄榄树。橄榄树的叶子是灰绿色的,反面是银白色的,被风翻过来时像一片片锡箔在闪光。
土伦在傍晚出现。先是闻到的——海。不是塞纳河那种淡的水腥气,是真正的海。咸的,腥的,混着鱼鳞和盐渍木头和湿缆绳的气味。然后看到的——港口的桅杆,密得像冬天的树林,光秃秃的,挂着收起来的帆。再然后听到的——海鸥。不是巴黎鸽子那种咕咕声,是尖锐的,撕裂空气的叫声,像有什么东西在被撕开。
马车在海军司令部门口停下。这是一栋十八世纪初的石头建筑,面对港口,墙壁上还留着革命时期的弹孔——1793年土伦被英国人占领,又被共和军夺回来。夺回来的人里有一个二十四岁的炮兵少校,叫拿破仑·波拿巴。他在土伦第一次被注意到。他在这里把小直布罗陀要塞的炮位计算得精确到每一度仰角,然后用炮弹把英国舰队赶出了港口。那是十一年前。
现在他回来了。皇帝。
海军司令德克雷在门口迎接。他比林哲记忆中更高,更瘦,军装穿在身上像挂在衣架上。他的脸是航海者的脸——颧骨晒成了红褐色,眼角的皱纹深得能夹住盐粒。他在海上待了大半辈子,后来在海军部坐办公室,皮肤的颜色褪了不少,但骨架还是水手的骨架,站着的时候身体微微摇晃,像甲板永远在脚下起伏。
“陛下。”他的声音沙哑,是常年对着海风喊命令喊出来的。
“船呢?”
德克雷没有说客套话。这是他被任命为海军司令的原因之一——他知道拿破仑不喜欢客套话。
“在干船坞。三天前刚下水,正在舾装。”
“带我去。”
干船坞在港口西侧,靠着一面石灰岩山崖。山路不好走,德克雷提议换小船从港口绕过去,他没有同意。十一年前他爬过这条路。这具身体的腿记得每一块石头的形状。山崖上的风很大,把他的军装外套吹得贴在身上。海鸥在头顶盘旋,叫声被风扯碎。
从山路的拐角处,能第一次看到那艘船。
它停在干船坞里,船体是黑色的,桅杆还没装上,甲板上堆着缆绳和木桶。从远处看,它和港里其他战舰没有太大区别——两层炮甲板,七十四门炮的额定载量,舰首装饰着一只展开翅膀的帝国之鹰。
走近之后,区别出现了。
它的船体比同等炮数的战舰更长,长宽比大约四比一,而传统战列舰是三比一。更瘦的船体意味着更小的水阻,更高的航速。舰首水线以下包着一层铜皮——不是装饰,是防虫蛀和藤壶的。铜皮在夕阳里泛着暗红色的光泽,像一层刚刚凝固的血。
但真正让它不同于任何一艘法国战舰的,在船体内部。
“蒸汽机。”林哲说。
德克雷点头。他带着林哲沿着舷梯下到最底层的舱室。这里是船体最深处,比水线还低,空气不流通,混着机油和铜锈和汗水的味道。一盏油灯挂在横梁上,火苗被不知从哪里来的气流吹得东倒西歪。
蒸汽机安装在船体中央,占据了整整一层甲板。铸铁的外壳,铆钉密得像疹子,表面还带着铸造时的砂粒。它不大——比林哲在书里见过的瓦特蒸汽机小得多,气缸直径大约只有两法尺。但在一艘木壳帆船的肚子里,它像一颗被吞进鲸鱼腹中的铁心脏。
一个人从机器后面钻出来。满脸油污,头发被汗粘在额头上,手指上缠着发黄的绷带。他看见德克雷的军装,然后看见德克雷身后的人。他的身体僵住了。
“陛下——”